特約作者 | 熊志
7月23日，貴州貴陽一老人撿到初中生手機后，索要2000元好處費被拒，并憤怒地質問警察，“這就是你們教育出來的好青年”？經勸導，老人最終歸還手機。
由于失主是初中生，身上只有30元現金，所以視頻曝光后，該老人馬上被口水淹沒。那么索要2000元高額報酬的行為，真如網友所批評，是“壞人變老”的新例證嗎？
壞人變老背后，“拾金索償”有另一種解釋
新聞沒有交代手機的品牌和新舊，很難推斷出其物值，不過即便是一部嶄新的蘋果，拾得人索要2000元的報酬，估計超出了絕大多數人的心理價位，道義和情理上都說不過去。
中國歷來有拾金不昧的傳統，撿到遺失物歸還失主，也是社會共識。從法律層面看，老人的報酬請求也得不到支持。如《物權法》第一百零九條規定，拾得遺失物，應當返還權利人。拾得人應當及時通知權利人領取，或者送交公安等有關部門。
《刑法》第二百七十條同樣要求，將他人的遺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為己有，數額較大，拒不交出的，依照“侵占罪”進行處理，其中“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”，最高可以處二年以上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《物權法》、《民法》、《刑法》等法律中對拾得人的相關規定，正是為了給拾金不昧的優良傳統護航，避免侵占他人遺失物的不當得利行為發生。
但這是否就意味著索要高額報酬的行為，是“壞人變老”的結果？
答案當然是否定的。首先圍繞拾金不昧的問題，沒有任何統計數據顯示，老年人群體在拾到遺失物后，更傾向于據為己有，或者獅子大開口索要高額報酬，上綱上線并不合適。
其次，稍微搜索下新聞可以發現，拾金索償的爭議案例相當多。比如去年6月，寧波一位中年婦女撿到蘋果7后，向失主索要2000元的酬謝費，見失主報警直接摔壞手機。
將這類糾紛簡單理解為拾得人利益熏心，未免失之簡單。盡管拒不歸還有違法風險，但類似索要報酬的行為還是密集發生。這是因為對拾得人來說，撿到遺失物要歸還，天經地義；但從保管到送還失主，撿東西的人也要花費時間、路費等，他也會有“損失”。請求報酬也是彌補損失。
網友的聲討，未必源于主張報酬，而是報酬的不合理。如果撿到手機的老人，只是索要一兩百元的回報，相信輿論風向會大幅度調轉，至少批評者不會上綱上線到“壞人變老”的高度。
中國法律下，拾得人的權利和義務失衡
結合相關的案例看，對此次糾紛更善意的理解應該是，拾金索償的標準缺失，導致拾得人在請求報酬上出現了無據可依的難題。
為了鼓勵拾金不昧，社會不僅從道德教化入手，讓“我在馬路邊，撿到一分錢，交給警察叔叔手里邊”的兒歌深入人心，法律層面也如前面提到的，對拾得人進行了約束。而且約束的范圍不限于歸還，還包括妥善保管。
對暫時為失主保管遺失物的行為，法律界定為“無因管理”。無因不等于無責，同樣是《物權法》，第一百一十條要求，拾得人在遺失物送交有關部門前，應當妥善保管遺失物。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使遺失物毀損、滅失的，應當承擔民事責任。
因為保管不當還出現過這樣的案例：2015年重慶商報報道，大學生小梅撿到一部手機，在歸還失主的過程中被偷，結果被失主請求賠償。
當然在權利方面，拾得人也有請求必要費用的規定?！段餀喾ā诽岬?，失主在領取遺失物時，“應當向拾得人或者有關部門支付保管遺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費用”；《民法通則》也規定“無因管理”者有權要求受益人償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費用。
但必要費用不等于報酬。武漢大學法學教授鄧涉民曾撰文指出，我國民法通則其實是規定拾得人有必要費用償還請求權，但拾得人無報酬請求權，更無附條件取得所有權的權利。它只注重義務的設定，而輕視了權利的維護。
還有法律人士指出，民通意見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》若干問題的意見）第132條對“必要費用”做出了解釋，包括在管理或服務中直接支出的費用，以及在該過程中實際受到的損失，如管理費、維護費和為了交還失主所支付的交通運輸費用等。
但現實中，如果拾得人與失主就“必要費用”發生爭議，拾得人還需舉證證明這些費用的存在，若無法舉證或者證據不足，則這一部分支出也不能從失主處得到補償。相反，遺失人僅僅需要支付很少量的“必要費用”甚至口頭上予以感謝，就有權取回遺失物，遺失人因為自己的過失導致物的丟失卻不用承擔任何不利后果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《民法典》早先幾版的草案中，都曾規定拾得人可以按要求獲得遺失物價值10%或5%的報酬，而《物權法》的草案中，同樣有類似的條文。
不過最終的文本刪除了類似存在爭議的條款。這是因為在不少人看來，將本屬于傳統美德的行為，用明碼標價的方式來限定，會讓拾金不昧變味，顯得庸俗化。
問題在于，由于缺少標準明確的支持條款，導致拾得人在撿到遺失物時，在保管和歸還會耗費時間和金錢、且不確定是否會有報酬的前提下，會缺少交還給失主的動力，甚至不排除視而不見或者據為己有。本次風波中那種獅子大開口的舉動，同樣會增加。
日本拾金不昧的風氣為什么這么好
中國是個道德倫理色彩相當強的國家，更傾向于用人情社會的那種道德規范，來約束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，對拾金索償的態度便是典型例子，這點和國外形成了鮮明差別。
以日本為例。日本東京警視廳失物招領中心的日前公布了一組數據，2018年，被上交至東京都派出所及警察署等的遺失現金，增至約38.4億日元（約合人民幣2.3億元），刷新了歷史最高紀錄。這一金額已連續3年創新高。
日本拾金不昧的風氣之所以如此良好，一方面是因為，對撿到遺失物不歸還，有著嚴格的懲罰措施，比如可能觸犯“橫領罪”。另一方面，法律明確鼓勵拾得人請求報酬的權利，報酬金通常是遺失物品的5%以上到20%以下的金額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為了保障失主的利益，日本的法律還提到，如果拾得人超過一周才上交給警察部門或者交還失主，失主有權拒絕支付報酬，總之盡量平衡失主和拾得人。而在日本警視廳的官網上，會對遺失物進行公布，方便失主查詢。
不只是日本，很多歐美國家都對報酬比例進行了明確，如德國民法典規定，“拾得物的價值在1千馬克以下者，其報酬為百分之五，超過此數部分，依價值百分之三”。
另外和中國無主遺失物歸國家所有不同的是，在不少國外地區，那些長期無人認領的遺失物，所有權最終歸拾得人占有。正因為有類似的利益鼓勵，大家才會在撿到遺失物后積極上交。
其實在中國的一些地區，同樣有類似獎勵性條款。比如2015年年底印發的《廣州市拾遺物品管理規定》提到，處理無人認領的拾遺物品后，公安機關應按拾獲財物價值10%的金額對拾得人給予獎勵。不過它仍然只是針對無人認領的遺失物，獎勵的來源也是財政資金。
在當下而言，盡管大多數人都會支持給予拾得人適當報酬，但將它明明白白地寫進法律，并且規定報酬的比例，無疑會激起強烈反對。傳統思維依然不太認同市場化的補償，而是將拾金不昧牢牢地限定在道德的框架下討論，往法律層面多邁一小步都相當困難。
拒絕承認拾得人主張報酬的權利，是高估了道德的自覺性，低估了人性在利益面前可能的貪婪和私心。導致在處理一些具體的利益糾紛時，很容易無據可依。
比如此次糾紛中，對該老人的批評，更多是聚焦于“壞人變老”的泛道德化論述，很少人愿意尋找拾金索償缺少法律依據的另一種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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